一、人民公社的由来
1958年4月15日，河南省遂平县西面10公里处，有一个叫嵖岈山的地方。依靠县委协调与集体力量，建成了当地历史上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下宋水库。对于当地农民而言，这是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喜事。
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在参加水库竣工仪式时总结发现，农村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集体，萌生把“小社”合并成“大社”的想法。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认为这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的农业合作化精神。
不久，遂平县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总计9369家农户，合并成一个超级“大社”——嵖岈山大社。嵖岈山人，并不知晓自己的举动，竟然徐徐拉开人民公社运动的帷幕。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国家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浪潮下，嵖岈山大社正式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在河南诞生了。
同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前往河北、河南、山东三地视察。在河北徐水县，看到了“吃饭不用钱”的公共食堂，内心顿生不少的欣喜。在转道前往河南的列车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发展情况。
当谈到《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主席对此产生极大兴致，忍不住打断对方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在山东视察期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相关工作，计划在历城县北园乡建立大农场。毛泽东主席明确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其讲话的重点内容“办人民公社好”，在媒体推波助澜下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开展农业工作的最高指示。
8月17日，在气候凉爽的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把各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二、人民公社的初期
人民公社的初期，是坎坷与曲折的。在毛泽东主席肯定下，人民公社像雨后的春笋，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拔地而起。1958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感喟国家行政组织高效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在人民公社初期，全国农民经历了两道大坎，一是“浮夸风”，二是“共产风”。“浮夸风”源于公社干部好大喜功，虚报产量，出现亩产三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浮夸新闻，严重脱离农村实际情况。“共产风”，源于公社干部对公有制的错误理解，误把社员私人财产无条件地充公，并入集体财产范围。
在实际农村工作开展中，很多公社干部过于热情高涨，加上缺乏经验，处理事情都是一刀切，搞一平、二调、三收款。个别激进的地方，甚至发生借“共产”之名，侵占农民私人房屋的事件，背离了毛主席办人民公社的初心。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执行与管理出现问题，轻率而缺乏经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主席就人民公社存在的尖锐问题，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在人民公社内部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认为这是引起广大农民大恐慌的最根本原因。后来中央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纠正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的具体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60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某次重大会议上，再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中之重，从而带动其他四项歪风的纠正。
在毛主席重视下，开始自上而下的纠正与调整，人民公社从踉跄走向平稳。1962年9月，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从法律层面上，调整与规范了人民公社的性质、规模、组织及日常管理等问题。拆分了个别大公社、解散了公社食堂、恢复了公社三级核算制度、继续搞农村集贸市场、扩大了社员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人民公社从此走上正确的轨道。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有一条很明确的规定，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这条政策，颇为重要，为后来公社大队兴办集体企业指明方向，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联突然变脸，撕毁在中国援建的300多个工业项目合同。在苏联撤回顾问团队、甚至带走零件与图纸的情况下，优秀的中华儿女不仅没有低头沮丧，反而在困境中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这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从科研、工业领域，传递到各行各业，浸润着整个新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历史上空前的精诚与团结，大家都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忘我工作，为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是人民公社时代特有的情怀。
在全国7万多个人民公社中，太行山脉的大寨村，凭借令人动容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全国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红火时代的明星村。
三、农业学大寨
1963年8月，太行山深处，经历三年大旱之后，迎来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暴雨。很不幸，大寨村成了大暴雨重点光顾对象，持续下了七天七夜，将大寨村直接冲回解放前。
据统计，当时全村800多亩土地中，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的基本上是颗粒无收。山洪暴发，房屋也未能幸免，全村270间房屋和窑洞，基本被洪水冲毁，只有17间房屋能勉强住人。
重灾之后，政府及时给大寨村送来钱、粮食、衣物等救灾物质，鼓励村民努力重建家园。让人肃然起敬的事情是，村支书陈永贵接受了国家指示，却把全部救济物质退还给国家。理由是：全国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
陈永贵这个理由，朴素而高尚。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且糟糕透顶的举动。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这是一种根植内心的精神，它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陈永贵退回国家救灾物质后，制定了灾后重建计划，带领全村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陈永贵的压力非常大，既要带头参加劳动，还要做好社员思想工作。曾多次鼓励社员，在这人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这就是陈永贵不平凡的一面，在淳朴憨厚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天生的智慧；具有非凡的口才、缜密的思维、连贯的逻辑，加上做人正派，做事很公道，说话硬气能服众。此时的陈永贵，已经是红旗人民公社社长兼大寨村村支书，也是在北京接受过毛主席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寨村抗击洪灾的优秀事迹。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同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某次重要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在毛主席感召下，大寨与陈永贵，成为全国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农业学大寨”，成为火红年代最响亮动人的口号之一。周恩来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国元首视察大寨，整个人民公社期间，先后到大寨考察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之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学习大寨精神的先进事迹，对当时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管理的艺术，善于在恰当的时机，给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恰当的榜样，从而激发广大群众的斗志与潜力。
在人民公社旗帜下，全国农民战天斗地，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种依靠集体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由来已久。它来源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本质上是这个军事思想的升级版。
一根筷子，轻轻就折断；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这种古老而朴素的道理，完全适合用来解释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什么很多人连这个道理都弄不懂呢？
四、人民公社办工厂
当时很多人，对人民公社产生误解，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片面地认为人民公社是吃“大锅饭”，把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民公社在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上，非常具有前瞻性，因为它把农业与工业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了内部与外部、区域与全局的均衡发展。
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就曾明确肯定公社办集体企业，并说了一句富有哲理与远见的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在于此。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毛主席指示下，全国各地公社掀起一股兴办集体企业的热潮。在全国几万个人民公社当中，河南省巩义县回郭人民公社（现巩义县回郭镇），是兴办集体企业最成功的案例，其知名度媲美搞农业生产的大寨村。具有深远而非凡的历史意义，算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直接影响了后面“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激发了回郭公社创办集体企业的雄心壮志。当地人，充分利用自己有能工巧匠的资源优势，办起了机械厂，最有名的算是五七化工厂（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而命名）。据当地人讲述，当年投资，当年盈利。回郭公社尝到办企业甜头后，先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厂、铸造厂、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厂等企业。截止到1974年10月，回郭公社的社队企业已发展到57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裕村。
后来，回郭公社的社队企业，惊动了河南省委。《河南日报》派记者到当地实地采访社队企业，写了一篇内容长达12000字，题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新闻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最早刊登在《河南日报》，后来这份报纸被辗转入京，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尽管此时的毛主席，健康状况非常不乐观，看到回郭公社创办企业的新闻后，依然表现出极大兴致，亲笔批示媒体转载。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伟大的光明 灿烂的希望》为题，转载了《河南日报》采访回郭公社的调查报告，并在社论中指出“回郭公社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不久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亲临回郭公社视察指导，从此回郭公社红遍大江南北。
据悉，“苏南模式”发祥地——江苏无锡市，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组团到回郭公社参观学习，受到当地社队企业的启迪，回去后因地制宜地发展了社队工厂。这些社队工厂，后更名为乡镇企业，很多在后来改制过程中，演变成民营企业。譬如中国民族化工产业的领军企业——浙江纳爱斯集团，其前身就是丽水市国营的五七化工厂。包括早期的走南闯北的温州商人，也曾多次组团去回郭镇取经问道。当时来回郭公社考察的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最多一天3000人。这种炽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渐渐复归于平静。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后，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纷纷创办起社队企业，五金、小化工、小化肥、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小型工厂，遍地开花。截止 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
换句话说，中国乡镇民营企业的源头，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厂，其技术与原始积累，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完成的。这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时间让我们逐渐明白历史的真相，我想这是一份值得独自欣喜的慰藉。
五、人民公社的成绩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互助组规模不大，由几户到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从劳动规模上讲，有点像家庭作坊或小型加工厂，姑且把它称为农业合作化1.0版本。
初级社，在互助组基础上组建而成，从规模上讲它属于微小型企业，全民持股，具有分红权，很有活力，称为农业合作化2.0版本。
高级社，由多个初级社合并而成，或者有多个高级社合并而成，在规模上属于中大型企业，称为3.0版本。而人民公社，在高级社基础上，综合了工、农、商、学、兵，从规模与业务上讲，类似今天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称为农业合作化4.0版本。
坦诚地说，人民公社是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方式，完成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实现农村资源均衡与公正的最大化。在当时大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主席既不能走苏联极端模式，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通过自己去探索全新道路——人民公社。
关于人民公社初期的失误，对部分农民兄弟产生若干伤害，对人民公社产生严重偏见，这个在情感上能理解。责任不在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只是“背锅侠”，碍于各种原因，这里也不能详尽分析。读历史，出发点不是纠结谁是谁非，而是为了资治现代，规避发生同样的错误。
不要夹杂太多感情色彩，对的就继承，认真发扬它，错的就端正，注意避免它。我们既要认清它的错误，也要看到它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至1979年二十年间，人民公社在工业积累、水利建设、公共医疗、文化教育、集体企业、民生工程、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
六、人民公社的现状
1979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立下“生死状”，决然要把集体田地分包上户，从来拉开分田上户的浪潮。让他们也没有想到的是，稀里糊涂竟然成为人民公社的“终结者”。
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宪法修改时，做出了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在农村设立乡政权的决定，但是保留人民公社作为单纯的经济组织。
1984年底，全国99%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开工作，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以及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人民公社解体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部分村庄像个虔诚的信徒，坚守着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在激荡而漫长的光阴中，沉稳地续写着农民共同富裕的故事。
这些坚守人民公社精神，继续发展集体经济的农村，不仅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手把红旗旗不湿，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