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２７年１１月）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并于９月开始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苏维埃口号。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上的失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布十分严重，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为了总结南昌起义，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的经验教训，并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侯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因来不及讨论，由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临时政治局审定公布。
此外，会议还作出两项新的决定：一是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二是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
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
这次会议，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总策略，以及惩办主义的政治纪律上，都充分表现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表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十二、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大也存在着不足：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十三、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古田会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和党的建设。会议规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在党建方面，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十四、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十五、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瓦窑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来临。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解决的重要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十六、洛川会议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十七、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1945年4月20日，历时长达11个月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胜利闭幕了。这个会议可能是我党历史上最长的会议。当然，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通过了一项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重要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杰出贡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决议》指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正式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决议》明确指出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这个决议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作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十八、中共七大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 1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中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的第一次概括。在报告中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详细的全面的阐述。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从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
会议主要讨论了：（1）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一支工作队。（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必须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3）阐述了全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和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所采用的基本政策。特别重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4）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5）毛泽东估计了新形势，提出了警告"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确立了革命胜利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蓝图，并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指明了道路，在政治、思想、理论上作了准备。
二十、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的经济问题，并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的另一个发言——"不要四面出击"。针对新中国刚刚建立，立足未稳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在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国营经济要占主导地位，但公私要一样看待。现在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在知识分子方面，毛泽东说，改造知识分子不能太急，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错误的。另外，毛泽东还就民族关系、整风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阐述了党的一系列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提出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这个任务有三个条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力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